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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記》的誕生 2019-05-16 11:17:11  發布者:麗榮  來源:本站


編者按:

《狂人日記》寫于1918年4月,最初發表于19182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現中國校園文學館有館藏。它是魯迅創作的第一個短篇白話日記體小說,是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文小說,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猛烈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的小說。它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啟蒙主義的開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狂人日記》發表時,作者首次以魯迅為筆名亮相文壇,這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的作品具有極強的批判性和戰斗性,就像戰士的匕首和投槍,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狂人日記》和其他一部分魯迅作品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2019年4月,以色列獨立文學出版社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特拉維夫大學簽署協議,將在以色列出版魯迅經典作品《狂人日記》希伯來語版,由《紅樓夢》希伯來語版的譯者柯阿米拉教授翻譯。

 

 

錢玄同1918年1月起接編《新青年》,同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二號是他責編的。他1918年1月2日日記云:“午后至獨秀處檢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歸我編輯,本月五日須齊稿,十五日須寄出也。”但他當晚在宿舍“略檢青年諸稿”,卻發現中意的并不多,有的“胡說亂道”,更有一篇“論近世文學”的,令他極為不滿,在日記中狠狠嘲笑了一通:此文“文理不通,別字滿紙,這種文章也要登《新青年》,那么《新青年》竟成了毛廁外面的墻頭,可以隨便給什么人來貼招紙的了,哈哈!這真可笑極了”。他只選錄了“尹默、半農諸人的白話詩數首”。次日日記又云:“攜《新青年》四卷二號之稿至家中檢閱,計可用者不及五十page,尚須促孟和、獨秀多撰,始可敷用。”正因為錢玄同認為《新青年》的許多來稿不符合他的要求,所以他身為編者,就一定要另辟途徑,尋找新的作者。

錢玄同了不起的歷史功績之一,就是他想到了可能的《新青年》作者,周氏兄弟應是不可或缺的人選。他和魯迅早在日本留學時就一起師從章太炎學文字學。當時,魯迅已在教育部任僉事,錢玄同則和周作人在北大文科執教,他們一直有所往還。錢玄同日記1915年1月31日云:“今日尹默、幼漁、我、堅士、逖先、旭初、季茀、預(豫)才八人公宴炎師于其家,談宴甚歡。”這是被北洋政府幽禁的章太炎住所“門警撤去”后在京章門弟子的第一次聚會,而是日魯迅日記只記了簡單的一句:“午前同季巿往章先生寓,晚歸。”兩相對照,顯然錢玄同日記詳細得多。同年2月14日錢玄同日記又云:“晚餐本師宴,同座者為尹默、逖先、季茀、豫才、仰曾、夷初、幼漁諸人。”可見當時在京章門弟子經常宴師歡談。

但是,從錢玄同和周氏兄弟三方的日記看,他們在1915至1917年上半年交往并不頻繁,整個1916年,錢玄同和魯迅日記均無相關記載。錢玄同首次出現在周氏兄弟寓所,是在1917年8月,可惜這個月的錢玄同日記缺失。但8月9日魯迅日記云:“下午錢中季來談,至夜分去”,同日周作人日記更詳細:“錢玄同君來訪不值,仍服規那丸。下午錢君又來,留飯,□(字不清)談至晚十一時去。”8月17日魯迅日記云:“晚錢中季來。”同日周作人日記則云:“晚錢君來談,至十一時去。”8月27日魯迅日記又云:“晚錢中季來。夜大風雨。”周作人日記又記得較詳細:“晚玄同來,談至十一點半去。夜風雨。”是夜錢玄同應是冒雨而歸,但三人一定談得很盡興。同年9月24日錢玄同日記云:晚“八時頃訪豫才兄弟”,這是現存錢玄同日記中造訪周氏兄弟的首次記載。是日魯迅日記云:“夜錢中季來。”周作人日記則云:“晚玄同來談,至十一時半去。”可見雙方談興甚濃,談至夜深方散。六天后是中秋節,錢玄同日記云:午后“四時偕蓬仙同訪豫才、啟明。蓬仙先歸,我即在紹興館吃夜飯。談到十一時才回寄宿舍”。此日魯迅日記更有趣:“朱蓬仙、錢玄同來……舊中秋也,烹鶩沽酒作夕餐,玄同飯后去。月色頗佳。”可見是晚錢玄同與周氏兄弟共度中秋,而且談得頗為融洽,魯迅在日記中還順便抒了一下情。這一天錢玄同與周氏兄弟一起歡度中秋佳節,他們的關系應該也由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魯迅在1922年12月寫的《〈吶喊〉自序》中有一段常被引用的有名的話,交代他開始寫小說的緣由:

S會館里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里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么用。”

“那么,你鈔他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

“S會館”即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周氏兄弟當時正居住于此。“金心異”就是錢玄同(林紓小說《荊生》中有一影射錢玄同的人物“金心異”,故而魯迅移用)。兩年半以后,魯迅在為俄譯本《阿Q正傳》所作《著者自敘傳略》中回顧自己的創作歷程時,就直接提到了錢玄同的名字: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志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Pen 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

由此可見,魯迅踏上新文學之路與錢玄同的非同尋常的關系。那么,在這個過程中,錢玄同“偶或來談”的“那時”大致是什么時候呢?錢玄同日記1918年3月2日云:“晚訪周氏兄弟。”甚為可惜的是,該年4月至年底的錢玄同日記不存(1918年1月至3月1日的日記也有許多漏記),幸好魯迅和周作人日記均存,可作補充。

魯迅日記1918年2月9日“晚錢玄同來”;15日“夜錢玄同來”;23日“錢玄同來”;28日“夜錢玄同來”。3月2日“夜錢玄同來”;18日“夜錢玄同來”;28日“夜錢玄同來”。4月5日“晚錢玄同、劉半農來”;21日“夜錢玄同來”;26日“晚錢玄同來”。周作人日記記得更具體,1918年2月9日下午“玄同來談,十二時去”;15日“晚玄同來談,十二時后去”;23日晚“玄同來談,至一時去”;28日“晚玄同來談”。3月2日“晚玄同來談,十二時去”;18日晚“玄同來談”;28日“晚玄同來談,十二時去”。4月5日“玄同半農來談,至十二時去”;17日“以譯文交予玄同”;21日“晚玄同來談,至十二時半去”;26日“晚玄同來談,十二時半去”。

短短三個月之內,錢玄同造訪周氏兄弟竟有十次之多,且均在晚間,均談至深夜十二時以后,足見談得多么投契和深入!而且,正因為均是晚間造訪,夜深巷靜,犬吠不止,以至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會說金心異“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盡管如此,“怕狗”的錢玄同仍不斷造訪。可以想見,錢玄同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一定要說服魯迅為《新青年》撰文。因此,這個時間段應該就是魯迅《<吶喊>自序》中所說的金心異頻頻造訪,打斷了他埋頭抄寫古碑的興致,“終于答應他(指錢玄同——筆者注)也做文章了”的“那時”。而周作人4月17日“交予玄同”的“譯文”,應該就是發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的《貞操論》(與謝野晶子作)。

同期《新青年》上發表了魯迅“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的小說《狂人日記》,這既是錢玄同不斷催逼的可喜結果,更是中國新文學的開山之作,影響極為深遠。從此以后,魯迅“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狂人日記》落款“一九一八年四月”,但小說更為具體的寫作和發表經過,魯迅哪一天完稿,哪一天交予錢玄同,錢玄同日記失記,魯迅日記也無明確記載。不過,《狂人日記》文前“題記”末尾署“七年四月二日識”,如果小說確實于1918年4月2日殺青,那么,錢玄同1918年4月5日晚與劉半農同訪周氏兄弟時,得到這篇小說稿的可能性應為最大吧?

關于《狂人日記》的誕生,周作人后來在《金心異》中有過較為具體的回憶,與本文的推測大致吻合:

錢玄同從八月(指1917年8月——作者注)起,開始到會館來訪問,大抵是午后四時來,吃過晚飯,談到十一二點鐘回師大寄宿舍去。查舊日記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來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來一回。魯迅文章中所記談話,便是問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說“我想你可以做一點文章”,這大概是在頭兩回所說的。“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滅這鐵屋的希望,”這個結論承魯迅接受了,結果是那篇《狂人日記》,在《新青年》次年四月號發表,它的創作時期當在那年初春了。

《新青年》第四期第五號在刊出《狂人日記》的同時,還刊出了魯迅以“唐俟”筆名所作的新詩《夢》《愛之神》和《桃花》三首,魯迅后來在5月29日致許壽裳信中說:“《新青年》第五期大約不久可出,內有拙作少許。該雜志銷路聞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輩更為頑固,真是無法。”“拙作少許”即指《狂人日記》和這三首新詩,而魯迅之所以開始白話詩文的創作,實際上也是對當時銷路并不理想的《新青年》編者錢玄同他們的有力支持。

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那就是《新青年》第四期第五號是錢玄同編輯的。該期還發表了吳敬恒(吳稚暉)的《致錢玄同先生論注音字母書》,文前有錢玄同的按語,稱吳敬恒此信“精義尤多,實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因此再把全信錄登于此,以供研究注音字母者之參考”,即為一個明證。《狂人日記》因錢玄同而誕生,由錢玄同經手而發表,錢玄同功不可沒,正如錢玄同在魯迅逝世后所寫的紀念文中回憶的:

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之不合理者應該打倒”,“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是十分贊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志,愿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民國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號,接著第二、三、四諸號都有啟明的文章。但豫才則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來,有論文、隨感錄、詩、譯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國十年下半年)。

1923年8月,魯迅第一部小說集《吶喊》由北京新潮社初版,書中所收十四篇小說,單是《新青年》發表的就有《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和《故鄉》五篇,超過了三分之一。同月22日魯迅日記云:“晚伏園持《吶喊》二十冊來。”8月24日魯迅日記又云:“以《吶喊》各一冊贈錢玄同、許季巿”,顯然有感謝錢玄同之意在。同日錢玄同日記當然也有記載:“魯迅送我一本《吶喊》。”有意思的是,這是“魯迅”這個名字第一次在錢玄同日記中出現。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作者首次采用了“魯迅”這一筆名。它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猛烈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的小說。作者除在本書(《吶喊》)《自序》中提及它產生的緣由外,又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指出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

《狂人日記》是魯迅創作的第一個短篇白話日記體小說,也是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文小說,寫于1918年4月。該文首發于1918年5月15日4卷5號的《新青年》月刊,后收入《吶喊》集,編入《魯迅全集》第一卷。 [1]

小說通過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人”的自述式的描寫,揭示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表現了作者對以封建禮教為主體內涵的中國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現了作者深刻的懺悔意識。作者以徹底的“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對中國的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時對中國的甚至是人類的前途表達了深廣的憂憤。 [2]

2019年4月,以色列獨立文學出版社九條命出版社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特拉維夫大學簽署協議,將在以色列出版魯迅經典作品《狂人日記》希伯來語版,由《紅樓夢》希伯來語版的譯者柯阿米拉教授翻譯。

《狂人日記》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都具有跨時代的意義。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它奠定了中國現代小說(文學)創作的基礎;它的深切的思想是中國現代啟蒙主義的高度概括。其在形式和思想方面都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思想史。

《狂人日記》在擴大文學革命的影響,開拓現代小說的道路特別是在批判封建禮教的流毒方面,其影響仍然是巨大而深遠的。

《狂人日記》的啟蒙主義思想特征,主要表現在對封建禮教的深刻揭露,對麻木愚昧的國民性的批判,以及對將來的堅定信念和熱烈希望。作者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禮教就是吃人,仁義道德是禮教虛偽的面具,這就是魯迅對封建道德的定義,也是他多年來思考和認識的結果,也是這篇作品最輝煌的成就。

由于毛澤東對于魯迅的極高評價,魯迅作品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負載新體制意識形態的投槍和匕首。《狂人日記》和其他一部分魯迅作品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

 

來源:巴金故居(微信公眾號) | 作者:陳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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